本文译自一位美国女者的文章,作者在文中对比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下的婚姻形态。
在当局工会成员与反战人士的时期,她声援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我们曾在“红色恐慌”纪事栏目中介绍过该组织。
1930年,安娜·路易斯创办苏联首份英文报纸,面向到访苏联的外国人士发行。
1934年,她为美国知名刊物《美国信使》撰写了《我们是苏联人的妻子》一文。
在这篇文章中,她详细对比了美苏两国的两性关系,阐明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女性更具自由感与安全感的原因。
——我没说是因为这和我们今天的谈话无关,我回答道。我的姓氏和职业都没有变。
——我是非常认真的,我十分生气地答道。而且从一切迹象来看,这段婚姻会长久。
指责我们轻浮放纵的敌人,和称我们为“新清教徒”的“朋友”,都因无知而同样令人不快。
我们认为,婚姻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美国一些较进步的群体仅曾预示过这一阶段,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却无法实现。
在旅途中,在另一个城市,一位女友一连几小时打探我的“私生活”——用苏联的说法。
那一刻我明白了:对我而言只是平常的含蓄,在她看来却是夫妻间隔阂深重的表现。
究竟是怎样的传统包袱、怎样的经济压力,让她日复一日忍受这种令人不快的餐桌氛围?
如果苏联家庭的饭桌上只有苦涩沉重、耗尽心神的谈话,夫妻就会干脆分开,了结这段关系。
可家的意义不在于维持纪律、追求成就,而在于休息和恢复精力,又何必在家忍受他们?
我明白,提出这种看法,就是在挑战教会所坚持的、视婚姻为“戒律”的古老观念,也挑战封建资本主义将婚姻看作伴随经济风险或利益的“事务”的观点。
资本主义社会里精明的父母,会教育孩子以“可靠供养者”为标准,教导他们“等有稳定收入再结婚”。
苏联社会中婚姻的本质,是牢固的同志情谊,是对正常生理、智力与情感生活的补充。
对于选择这条道路的人——几乎所有人都是如此——婚姻就是通过养育子女,共同走向未来。
对我们而言,个人爱情本身不过是歌剧中的一段咏叹调,而整部歌剧那些宏大、震撼的(更像是理查德·瓦格纳,而非早期意大利作曲家)只给简单咏叹调留下极其有限的空间。
我们的婚姻是非正式的,没有束缚,也不强迫,正式登记很简单,而很多时候甚至根本不去登记。
而我们也承认,在小说和报纸里看到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婚姻,要么看起来可怕,要么可笑。
在他们的小说里,能否缔结合法婚姻,取决于新人是否在中午十二点前赶到教堂。
这一看似无意义的举动,决定了主人公——他们的儿子的命运:他能否从傲慢的表亲手中继承庄园,从而娶到心上人?
我们绝不会否认,父母是否和睦相处,或是在一时激情后分手,都会深刻影响主人公的人生。
这是旧式合法“利益婚姻”的可笑残余,这类婚姻伴随金钱交易,为了子嗣而合并家族财产。
至于像美国那样,用穿着蓬松白裙、手捧鲜花的照片把“社会新闻”版面填满,我们会为这种公开炫耀私人情感的行为感到羞耻。
我们只在认为必要时,向最亲近的朋友宣告婚事——而且通常是在婚后,而非婚前。
如果我们在科学上获得认可,成为某个集体农庄的优秀拖拉机手,或是在工厂创下生产纪录,我们怎能不为报纸上刊登自己的名字和照片感到自豪?
也许最令人激动的是,五一时,人们会举着印有我们照片的海报,工友们向全世界宣告我们是“劳动标兵”。
家务在美国已是一门正经职业,各类杂志都在讲解其诀窍,而在我们这里,家务只是附带事务,并不重要。
苏联拥有的丰富色彩、艺术与音乐(我们的这类资源十分充足),都用于装点公共建筑、文化休闲公园、知名剧院与工厂俱乐部。
有少数美国女性随从事工业建设的工程师、工人丈夫来到苏联,她们最受这种生活方式的冲击。
在祖国曾让她们引以为傲的事——为丈夫营造温馨的家庭氛围——在苏联却毫无重要性与荣誉感可言。
在一个装饰材料和色彩都缺乏多样性的国家,打造出令人惊艳的室内装潢,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这些女人在工作场合缠着我们,还因为丈夫是宝贵人才就自认为是‘重要人物’。
就连斯大林的妻子也没人把她当‘重要人物’!”一家大型钢铁厂外事部门负责人对我说。
最终,这类女性要么找到工作,活得相当幸福,要么哭着把丈夫拉回保守的美国家庭里去。
她们领导村庄和集体农庄,主持工厂委员会、管理企业,担任医生、工程师和人民法院法官。
6000名女性担任集体农庄主席,10万名担任法院人民陪审员,40万名担任地方苏维埃领导人。
她在冰封海域度过了四个冬天,并参与了著名破冰船“亚历山大·西比里亚科夫”号首次从东向西穿越亚洲北方的航行。
就连父权制最后的堡垒——农户经济,也在五年内变成了机械化、工业化的大型集体农庄。
最晚感受到苏维埃政权下女性平等权利的农妇们,也突然意识到了独立收入的意义。
开拓新的疆土、建设全新的世界——这一声向开拓者发出的号召,曾让无数锐意进取的男子远离妻儿,如今,这股浪潮也席卷了我们女性。
而我们,不再守在家中等待归人,而是选择与他们并肩前行,或是组建属于自己的远征队伍。
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人类有组织地征服世界的壮举,化作炽热的时代激情,让个人的情爱欢愉都显得黯淡无光。
有一次,我在新西伯利亚的一家宾馆房间里,见到了卧病在床的比尔·沙托夫,他当时正参与当地的铁路修建工作。
你觉得,我能为了与妻子温存、准时回家吃一顿晚饭,就放弃一小时的创造时光吗?”
我认识一位可爱的姑娘,她是西伯利亚某集体农庄最优秀的女拖拉机手,在三月嫁给了另一个作业队的拖拉机手。
他在日落与日出之间往返四十公里,既维系着夫妻情谊,又坚守着对自己作业队的忠诚。
最优秀的女司机之一杜夏,被托付照料一辆崭新的豪华轿车“福特D 94-73”。
对于夫妻双方均具备劳动能力的苏联家庭而言,工作的选择,是最严峻的家庭难题之一。
从道德准则来讲,人们认为夫妻不应在同一单位供职,以免招致任人唯亲的非议。
去年夏天,中亚迎来灌溉季——就在短短十年前,当地的女性还戴着面纱生活——一对均拥有农业组织经验的夫妻,被分配到相邻拖拉机站的不同政治部门工作。
这不仅是偷窃行为,更是因你所在单位管理不善,严重损害了集体农庄的整体利益。”
在商业历史上,亲兄弟之间会出现这般严厉的指责,而夫妻之间如此相向,却极为罕见。
我有一位相识的年轻教师,本是前途可期,他只身来到莫斯科工作,暂时将妻儿留在妻子位于伏尔加河畔的故乡。
为了支撑家庭,他放弃了唾手可得的深造机会,日复一日埋头于枯燥繁琐的工作,只为按时给家里寄去生活费。
这名男子因被家人抛弃而陷入极致的绝望,这般境遇,让人想起维多利亚时代文学中那些令人心碎的桥段。
他连续两天无故旷工,没有提交任何医生证明——在苏联人的观念中,这是极为严重的违纪行为。
“我深感震惊,”她说,“一名经验丰富的劳动者、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竟会因个人的失去而彻底崩溃。
他透过即将干涸的泪水喘了口气,说道:“是啊,我还想亲眼见证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实现。”
我们的评判依据,从来不是陈旧的传统,而是对个人尊严与社会价值的深刻思考。
“那这位姑娘也是吗?”我压着心头的不快追问,“难道她和一颗苹果一样,只是微不足道的愿望?”
“当然,想和姑娘在一起的愿望要重要得多,因为这是生活的根基,也关乎人的未来。
我心中唯一永恒的热忱,就是竭尽全力为苏维埃政权工作,让革命的浪潮席卷全世界。”
“难道姑娘与这份热忱毫无关联吗?”我固执地追问,他的现实主义深深刺痛了我这个美国人的情感认知。
“但愿她能与我共享这份热忱。”他平静地回答,“否则,我对她的感情便不会长久。”
她无疑将我视作放纵之人,就像无人管束的美国青年,看待所有不相信无父母监督也能守贞的成年人一样。
这位姑娘向我解释,那个男孩只是留宿一晚,他从别的城市来看望她,没有其他可以落脚的地方。
她没有退出共青团,也没有荒废工作,并没有发生什么可怕的事。但不知为何,她失去了从前的热情与活力。
我们真正害怕的,正是这一点。我们想先证明自己的价值,站稳人生的脚跟,再全身心投入个人生活。”
有时,大学生会在求学期间结婚,男生与另外十名男生同住一间宿舍,女生则在另一栋宿舍楼,与六名女生共处一室。
我们认为,衡量一段婚姻的首要标准,不是夫妻间的忠诚,而是双方对伟大集体目标的共同坚守。
但我们最推崇的,是平静体面的分手,双方本着高尚的“秘密约定”,将过往的过错一并放下,不再提及。
一位丈夫在妻子公寓的窗外守了一整个冬夜,只为等待黎明时她的情夫出现,最终登上了纽约报纸的头版。
我只是在婚后不久,与丈夫一同寻找合住住房时,偶然在莫斯科遇到了两起截然不同的离婚案例。
我和丈夫都是革命老同志,我们和平分手,不想在搬家过程中给彼此制造任何麻烦。”
他的前妻剥夺了他的房屋产权,还抢先占据了两间主卧——通往其他房间,必须经过这两间屋子。
即便对我们这些素不相识的外人,她也直言不讳,自己只关心未来能分到的住房,让丈夫自行操心他的份额。
在苏联,我们将这种离婚定义为“不体面的”,因为任何流露人性贪婪的行为,都为我们所不齿。
他的《榆树下的欲望》在苏联舞台上,成为一部经典佳作,展现了被家族家产执念摧毁的年轻情欲的悲剧。
围绕爱情“三角关系”展开的愤世嫉俗或多愁善感的戏剧,在我们眼中,不值得花费一整晚去剖析解读。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三角”是工厂的管理模式:厂长、车间委员会与党委书记三者协同运作。
我们沉浸在充满战争与奇迹的外部世界,或许因此错过了个人生活的深度与极致愉悦。
跟您说实话吧,那些经典的伟大恋人——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保罗与弗朗西斯卡、埃洛伊兹与阿伯拉尔,我们甚至怀疑他们是否拥有健全的心智。
我们为每一项科学新成就、每一次飞机飞越北极、每一米新开垦的沼泽土地而心潮澎湃——这绝非微不足道的小事。
而我们发现,在健康、非利己的两性关系中,在全身心投入外部事业的状态下,苏联的神经症与精神病发病率正在不断下降。
我们之中有人认为,过度的个人享乐,如同宗教式的狂热追求,不过是神经衰竭的产物。
对我而言,终极价值永远是人类的灵魂,但我们半个世纪内都不会回归这一追求。
我们的生活与爱情模式,究竟是为后代开创的全新健康秩序,还是对过去自私占有式爱情的暂时反抗,终将被更丰富的个人与社会生活所融合——这一切都不再重要。
急性心梗发病急、凶险高,一旦延误救治极易危及生命。近日,家住葛店的赵先生因突发急性心肌梗死伴心源性休克,两度生命垂危,所幸经湖北省中医院(湖北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葛店院区心内科医护团队全力抢救,最终转危为安。专家提醒,急性心梗发作前身体会发出多项求救信号,忽视拖延可能酿成大祸。
武汉晚报讯 2026年3月24日,41岁知名教育博主张雪峰因心源性猝死不幸离世,全网痛惜的同时,也让无数长期高压工作、作息不规律的中青年群体,直面此前总觉得“离自己很远”的猝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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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0日报道,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针对美国有关停火的“心理战”作出回应,称美方“把愿望包装成新闻”,而伊朗将痛击侵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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