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软约束是转型经济学领域的核心基础概念,由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于 1980 年在《短缺经济学》中首次提出,最初用于解释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低效运营与短缺经济的形成根源。随着理论的不断拓展,这一概念被广泛应用于分析政府间财政关系、国有金融机构运营、地方政府债务等多个领域,成为理解转型经济体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关键视角。
而逆向预算软约束,是社会学家周雪光针对中国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基层政府的行为特征,在传统预算软约束理论基础上提出的重要延伸概念,二者共同构成了分析中国经济转型中预算约束软化问题的双重视角,却在资源流动逻辑、行为主体、激励机制、制度背景与社会后果等方面存在本质性的差异。要准确厘清二者的区别,首先需要系统把握两个概念各自的核心内涵、形成逻辑与实践表现。
预算软约束是相对于硬预算约束而言的核心概念。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中,硬预算约束是市场主体运行的核心准则,即经济主体的支出必须严格以其自身收入和可支配资源为上限,一旦出现持续亏损、资不抵债的情况,将直接面临市场出清、破产清算的后果,不存在任何外部主体的无底线救助,市场规则会对主体行为形成刚性约束。
而科尔奈所定义的预算软约束,描述的是在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即便出现长期亏损、入不敷出的经营困境,也不会被市场淘汰,反而能够持续获得上级政府或国有银行的救助,通过财政补贴、税收减免、贷款展期、追加投资等多种方式弥补亏空,最终使得企业的预算约束完全失去硬性约束力的经济现象。在这一关系中,存在两个核心主体:一是预算约束体,即出现亏损的国有企业、地方政府等经济主体;二是预算支持体,即拥有资源调配权的上级政府、国有银行等救助主体,二者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与所有权绑定,是预算软约束得以形成的核心基础。
科尔奈最初将预算软约束的形成根源,归结为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国有企业的 “父爱主义”。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国有企业并非单纯的市场生产主体,更是承担着保障就业、维护社会稳定、落实国家生产计划的政策性主体,政府与企业之间形成了深度绑定的亲缘关系,无法做出 “任由企业破产清算” 的可信承诺,这就是动态承诺不一致的核心矛盾 —— 事前政府反复强调会硬化预算约束,要求企业自负盈亏,但事后当企业真正陷入经营困境时,基于社会稳定、政治目标等多重考量,不得不出手进行救助。而企业会提前预判到政府的事后救助行为,从而在事前就产生严重的道德风险,出现过度投资、忽视成本控制、运营效率低下等问题,形成 “越亏损越补贴、越补贴越低效” 的恶性循环。
后续学者进一步拓展了这一理论,林毅夫等人提出的 “政策性负担” 假说,进一步完善了预算软约束的形成逻辑:国有企业之所以会持续产生预算软约束,核心在于其承担了大量政府赋予的非市场化政策性负担,当企业因这些政策性因素出现亏损时,政府无法有效区分亏损是源于政策性因素还是企业自身经营低效,只能通过持续救助弥补损失,最终固化了企业的软约束预期。
预算软约束的实践表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都有清晰体现。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的生产计划由国家统一制定,原材料由国家统一调拨,产品由国家统一包销,盈亏由国家统一负责,企业的核心目标是完成生产计划而非实现利润最大化。上世纪 70 年代末,我国大量地方国营工厂即便长期处于亏损状态,依然能够依靠国家的财政拨款维持生产,企业管理者没有动力控制成本、提升效率,反而会不断向上级部门申请更多资源扩大生产规模,这是预算软约束最原始、最典型的表现。
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预算软约束演变为 “僵尸企业” 现象,钢铁、煤炭、水泥等产能过剩行业中,大量国有企业长期亏损、资不抵债,早已丧失市场竞争力,却依靠地方政府的财政补贴、国有银行的定向贷款持续存活,地方政府基于保障就业、维护区域产业规模的考量,不断为这些企业 “输血”,不仅占用了大量信贷和财政资源,还严重阻碍了市场出清与产业转型升级。在政府间财政关系中,预算软约束集中体现为地方政府债务的 “中央兜底预期”,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主体,通过融资平台举借了大量债务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其核心逻辑便是普遍存在的 “中央政府会最终化解债务风险” 的预期,这种预期使得地方政府无需过度担忧债务偿还风险,持续扩大举债规模,2008 年金融危机后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的快速扩张,正是这一逻辑的直接体现。
与传统预算软约束相对应,逆向预算软约束是周雪光在 2005 年针对中国基层政府行为提出的核心概念,是对传统预算软约束理论的重要本土化拓展。这一概念描述的是:在上级政府不断强化财政预算硬约束、基层政府难以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向上级政府索取资源的背景下,基层政府利用自身的行政权力,自上而下地向其管辖区域内的企业、社会组织、居民个人等主体攫取资源,从而突破自身预算约束的现象。
与传统预算软约束中 “自下而上索取资源” 的逻辑完全相反,逆向预算软约束的核心是 “自上而下攫取资源”,基层政府突破预算约束的核心依托,不是与上级政府的隶属关系和所有权绑定,而是自身拥有的行政管辖权、审批权、执法权等公权力,这也是这一概念被命名为 “逆向” 的核心原因。
周雪光从组织分析的视角,将逆向预算软约束的形成根源,归结为基层政府官员的晋升激励机制与科层制中的信息不对称。在我国的行政体制中,基层政府官员的晋升主要由上级政府考核决定,而考核的核心指标是任期内的短期政绩,包括 GDP 增长、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规模等可量化指标,这种 “淘汰制” 的晋升体系,使得基层官员有着强烈的动力在任期内打造 “资源密集型” 的政绩工程,以此向上级传递自身能力的有效信号。但分税制改革之后,基层政府的财政收入被大幅上收,却需要承担义务教育、社会治安、基础设施建设等大量事权,财权与事权的严重不匹配,使得仅靠预算内财政资金,根本无法支撑大规模的政绩工程建设。
与此同时,上级政府不断强化对基层政府的财政预算约束,严格控制财政补贴规模与债务举借行为,使得基层政府通过传统自下而上的方式向上级索取资源的渠道被大幅收紧。在这种 “晋升激励带来的扩张冲动” 与 “上级预算硬约束” 的双重挤压下,基层政府只能利用自身的行政管辖权,向辖区内的市场与社会主体攫取预算外资源,以此突破自身的预算约束。而科层制中的信息不对称,使得上级政府难以对基层政府的攫取行为进行全面有效的监督,辖区内的企业和个人又因处于行政权力的管辖之下,组织化程度低,难以形成有效的,最终使得逆向预算软约束行为得以持续存在并不断强化。
逆向预算软约束的实践表现在中国基层治理中有着广泛的体现,周雪光将其归纳为三类核心形式,每一类都有典型的现实案例与之对应。
第一类也是最引人注目的形式,是基层政府向企业或个人征收正式税收之外的各种苛捐杂税、乱摊派与乱罚款,这一行为在上世纪 90 年代的农村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分税制改革后,乡镇一级基层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幅减少,但需要承担的事权并未相应缩减,在上级政府严格的预算约束下,乡镇政府无法通过向上级索取资源弥补资金缺口,便通过向辖区内农民征收 “三提五统”、教育附加费、道路建设费等名目繁多的摊派费用,甚至通过违规罚款的方式获取预算外收入,部分农村地区农民需要承担的非税费用多达几十种,农民负担过重成为当时突出的社会问题,这正是逆向预算软约束最典型的后果。
第二类形式,是基层政府通过政治压力或利益交换,迫使辖区内的企业为政府的政绩工程、公共设施建设捐资出力。许多地方政府为了打造城市地标、举办大型活动,在财政预算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会通过行政指令要求辖区内的国有企业、龙头民营企业捐资,而企业由于生产经营高度依赖地方政府提供的政策支持、审批服务,往往无法拒绝这类要求,只能被动承担相关成本。比如部分地方政府举办城市节庆活动、建设市政会展中心时,将建设资金缺口通过任务分解的方式分摊给辖区内的大型企业,本质上就是利用公权力自上而下攫取社会资源,突破自身预算约束的逆向软约束行为。
第三类形式是自上而下的 “钓鱼工程”,即上级政府拿出少量资金作为诱饵,迫使下级政府和基层单位通过集资、摊派等方式筹集大部分资金完成工程项目,最典型的便是惠农项目中的配套资金转嫁行为。中央推出的大量惠农项目,要求地方政府提供一定比例的配套资金,而财政实力薄弱的县域和乡镇政府,会将配套任务层层转嫁给项目落地的村庄、合作社和农户,最终导致惠农项目反而加重了基层负担,甚至形成新的村级债务,这正是逆向预算软约束在项目制治理中的典型延伸。
从核心内涵与实践表现中可以清晰看到,预算软约束与逆向预算软约束虽然都描述了预算约束软化的现象,却在多个核心维度存在本质区别。
二者最核心的差异,在于资源流动的方向与获取资源的逻辑完全相反。传统预算软约束的核心逻辑是 “自下而上” 的资源索取,资源从上级政府这一支持体,流向下级的企业或地方政府这一预算约束体,预算约束体突破约束的核心方式,是向上级主体游说、申请补贴、要求救助,依靠上级的资源转移弥补亏空。而逆向预算软约束的核心逻辑是 “自上而下” 的资源攫取,资源从辖区内的企业、个人等社会主体,流向拥有行政权力的基层政府,基层政府突破约束的核心方式,是利用公权力向权力覆盖范围内的社会主体攫取资源,二者的资源流动方向呈现出完全相反的特征。
传统预算软约束的核心行为主体,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以及市场化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国有金融机构,其行为关系是 “下级预算约束体 - 上级支持体” 的纵向科层关系,二者之间存在所有制上的亲缘关系或行政上的隶属关系,上级主体对下级主体负有监管责任和最终兜底责任,这是上级主体最终不得不进行救助的核心原因。而逆向预算软约束的核心行为主体,是县、乡镇等基层地方政府,其行为关系是 “拥有行政权力的政府 - 管辖范围内的市场与社会主体” 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二者之间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所有权亲缘关系与法定兜底责任,基层政府能够实现资源攫取,依靠的不是所有权绑定,而是公权力的强制力,这是二者在主体关系上的核心分野。
二者的激励机制与行为动机存在显著不同。传统预算软约束下,行为主体的核心动机是弥补因经营低效、政策性负担导致的亏损,维持自身的生存与运营,其行为更多是一种 “被动性” 的事后补救,即便存在事前的过度投资,也是基于事后的救助预期,而非主动的扩张性激励。而逆向预算软约束下,基层政府的核心动机是打造任期内的短期政绩,实现个人晋升目标,其行为是一种 “主动性” 的事前扩张行为 —— 基层政府并非因出现财务亏空被动攫取资源,而是为了上马更大规模的政绩工程,主动突破预算约束,提前攫取社会资源支撑扩张,核心驱动力是官员的晋升激励,而非弥补亏损的被动需求。
与此同时,二者发生的制度背景、经济社会后果与治理逻辑也存在明显差异。传统预算软约束主要发生在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市场化转型初期政府对市场主体干预较强的制度环境中,其核心约束缺失源于上级政府无法做出 “不救助” 的可信承诺;而逆向预算软约束恰恰发生在上级政府不断强化预算硬约束、传统自下而上的软约束渠道被大幅收紧的背景下,是上级政府硬化预算约束过程中产生的非预期后果。
在后果层面,传统预算软约束的核心危害是经济运行低效与财政金融风险累积,而逆向预算软约束的核心危害是加重市场主体与居民负担,侵蚀营商环境,甚至引发基层社会矛盾。与之相对应,传统预算软约束的治理核心,是打破政府兜底预期,划清政府与市场、上下级政府的责任边界,通过市场化破产机制硬化事前承诺;而逆向预算软约束的治理核心,是规范基层公权力运行,完善基层监督机制,优化财权与事权的匹配度,改革官员晋升考核体系,从根源上消除基层政府攫取社会资源的内在激励。
总体而言,预算软约束与逆向预算软约束,是同一理论框架下针对不同制度环境与行为现象提出的互补性概念,二者都深刻揭示了制度安排与激励机制对经济主体行为的决定性影响。准确把握二者的核心区别,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经济转型与基层治理中政府行为的内在逻辑,也能为真正硬化预算约束、规范政府行为、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提供更具针对性的理论指导与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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